文/张洋乾盘配资
张浩，湖北黄冈人，本名林育英，与其堂弟林育南和林彪(林育容)并称为“林氏三兄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其革命生涯中，他的重要贡献是在1935年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精神的内容带回传达，使中共中央及时调整政策进而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以国际代表的名义帮助中共中央解决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问题，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一、分歧
1935年6月，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同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在川西懋功东南的达维镇会师。此时的中央红军面对的情况是：懋功当地是“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东侧有国民党集结的130个团严阵以待；南方有薛岳率重兵追赶；西边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广阔草原，条件艰苦，更不利于红军扩充；剩下的只有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众多，群众基础也比较好，因而中央提出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在两河口同中央领导同志见面后，自恃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兵强马壮，不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及北上的考虑，提出向西侧川康边界荒僻地区撤离。虽然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接受了红军分左、中、右三路北上攻打松潘的计划，但回到四方面军总部驻地后，他拒不执行北上计划，反而致电中央提出“速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所谓组织问题，就是要由他来当军委主席；所谓指挥问题，就是要由他来统率全军。
为了团结张国焘，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国焘担任。张国焘又提出红四方面军要有9人进入政治局，并籍“组织问题未解决”迟迟按兵不动。在毛儿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强调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张国焘率左路军过草地后，又借口河水上涨无法渡过，要求南下。中央召开会议研究后致电张国焘，诚恳列举了南下的弊端与不利。张国焘个人野心膨胀，认为自己可以率部打败敌人，于是擅自命令左路军南下。9月9日他又绕过中央，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等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在这种形势下，再继续指望说服、等待张国焘则太不实际。为了摆脱危险，同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的武装冲突，10日凌晨，中共中央果断决定迅速脱离险境，率领右路军中的红1、3军单独北上，但仍未放弃对张国焘的工作，连续致电张国焘，并发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详陈各种利弊。张国焘对此置之不理，更是封锁通讯，导致红四方面军绝大部分同志都没有看到中央的这份告同志书。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但为留有余地，这一决定没有在党内公开，只传达到中央委员层面。会后，红1、3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三天内突破天险腊子口，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北根据地。
就在中央红军北上之际，张国焘指挥左路军和右路军余部南下，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马尔康县白沙寨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突然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自封为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公然分裂党。另立“中央”后，张国焘挥师南下，和国民党主力军在百丈关遭遇并激战，国民党集结80多个团20余万人，而红军只有15个团且长途跋涉，张国焘率部作战失利后退回大小金川地区。敌军继续重兵压境，南下的红军处境日趋艰难，已由最初时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大量指战员开始怀疑南下路线的正确性，要求北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中共中央于11月12日警告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但张国焘依然我行我素，公然与中央对抗僵持。
二、受命
张浩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承担着要将大会通过的两个重要决议案带回国内的重任，历经几番波折后于1935年11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并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对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变产生了巨大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也逐渐清晰起来，并在瓦窑堡会议上达到统一。参加过瓦窑堡会议的吴黎平曾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在长征路上逐步形成的，但是许多具体问题是在瓦窑堡会议上解决的。张浩同志在这之前找到党中央，带来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这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决策在全党的贯彻执行，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张浩同志不畏艰险，长途跋涉来到陕北，及时把共产国际的正确意见传达给中国共产党，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大贡献。”瓦窑堡会议刚结束，张浩就向党中央请求新任务：“我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是中国共产党一名普通的党员，请中央分配工作。”中共中央充分考量张浩在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方针中的突出表现，考虑到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可能有利于制止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于是商请由他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这也是党对张浩的信任和期待。
◆毛泽东（右）与张浩（中）的合影。
之所以考虑由张浩出面做张国焘的工作，中共中央有着深层次的考虑。一是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主张团结，维护统一，在党内资历较深，多次承担重要任务，具有较高威信；二是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共产国际七大，受命回国传达会议精神，具有共产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而张国焘另立“中央”并没有得到党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也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涉及重大组织问题和人事变动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因而选定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做张国焘的工作是最恰当的。张浩接受了这一任务，并用他的本名林育英对张国焘开展工作。
三、斗争
此时存在的一个困难，是自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通讯已经中断一年半之久。此番张浩冒着生命危险从共产国际回到陕北，虽然态度和任务明确，但为难之处在于他离开共产国际时张国焘还未另立“中央”，自然缺少处理这一问题的具体指示，但党和红军面临的分裂问题又必须马上解决。1936年元旦，毛泽东给朱德复电，介绍了陕北红军的扩充与发展，并告知“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下，有新策略决定”，“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绝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张国焘控制着电台和密码，自然也看到了这封电报，同时也明白自己另立的“中央”是自封的，难免做贼心虚，此刻得知中央已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还心存侥幸幻想国际代表会支持他，于是发电诬告党中央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电文写道：
育英同志：
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乾盘配资，必须坚决反对党的机会主义路线。这种机会主义在于：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到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乙、防御路线代替进攻路线。
丙、在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形势，因此对川陕苏区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区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向北进攻的路线，曲解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
上述的一贯机会主义路线，若不揭发，就不能成为列宁主义的党。
最后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党中央
1月6日
在张国焘的电文措辞中，署名上仍以“党中央”自居，但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为后续斡旋留下余地和空间。张浩于1月16日回电，电文很讲策略，并没有直接谴责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但是表示共产国际要张国焘与中央直接领导的红1、3军团“建立直接的联系”，这就表明了维护党和红军团结统一的立场，并将其与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七大确立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联系起来。与此配合，1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明确“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是胜利了……”，“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提交共产国际解决”。在这一封回复中的语气已经较为严厉：一是从共产国际代表的口中明确肯定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二是提出了让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的解决方案；三是强调了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与分歧要提交共产国际解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回忆：“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伴随着共产国际代表的明确表态、中央红军北上节节胜利、张国焘南下则屡遭挫败，张国焘不得不于1月27日回电张浩，声称“原则上完全同意”，“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虽然继续极力掩盖他所犯的分裂主义错误并企图将此责任推到中共中央头上，也表示准备改为西南局，但又提出要和中央“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对此，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张浩表示“关于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问题已见弟等前电所述，此外办法国际都不能同意”，直接否定了张国焘让中央改为西北局的提议，并围绕战略方针为张国焘提出了三个具体方案供其参详：一是可以先转到川北，继而北上陕甘；二是可以就地向前发展，分守岷江、川南，在云贵川之交建立根据地并互相呼应；三是可以南渡大渡河，再转向云贵川发展。此时，蒋介石集中兵力进攻，红四方面军不得不转移撤出天全、芦山等地，这也宣告张国焘南下建立川康边根据地的计划破产。经讨论，一致决定红四方面军做好准备，待接应到红2、6军团，共同北上。
◆张国焘
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始终坚持正确的斗争方针，坚持说服教育，特别是张浩从中发挥了别人不可替代的共产国际代表“调解作用”，加上张国焘本人的“西进”计划碰壁、“南下”主张受挫，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使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指战员要求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的呼声越来越高。1936年5月28日，张浩在中央政治局会上发言说：“四方面军现在状况，是党的一大胜利，我们同志要用很友好的态度对他们，须向他们解释，很好教育。”毛泽东更是表示：“组织上可以让步到不一定接受我们的指挥。”在红2、6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际，6月6日张国焘在所谓的《“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上的报告》中，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决定，但他仍不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提出了中央职权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表示接受张浩的建议，准备成立西北局（本应成立的是西南局，但因电文译错而为西北局）。张国焘另立的第二“中央”，存在了八个月零两天，由此宣告彻底消亡。此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得到恢复，共产国际肯定了张浩先斩后奏的做法，明确支持中共中央为解决张国焘分裂主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全党团结统一的实现，张浩倾注了大量心血，现今能查到的1936年1-11月期间，仅由张浩领衔发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就有几十封。
张国焘第二“中央”的取消，是全党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斗争的重大胜利，但是在组织形式上取消，并不等于具体战略方针的完全统一。具体北上的路线仍存在争议，有北出陕甘、西进夏洮两种选择，张国焘本人并不情愿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力主西进。为此，张浩继续对张国焘做耐心的说服争取工作。1936年6月28日，张国焘终于发出北上命令，7月2日，红2、6军团齐聚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红2、6军团和红32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随后，任弼时终于同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取得了直接联系，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为了推进张国焘率军北上，7月22日，张浩等发电通报：“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国际电台联络已畅通，望国焘兄将四方面军情形及意见电告，以便转达国际。”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和其他相关领导同志共同负责军队的北上行动。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即命令胡宗南率部开动，企图占领西（安）兰（州）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合的通道。针对敌情变化，中央决定组织宁夏战役，并作出军事部署：红一方面军主力攻取灵武、金积地区以便占领宁夏北部；红四方面军主力占领隆德、静宁、会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红二方面军在陕甘边区积极活动，吸引胡宗南于咸阳、平凉地带。对于此指示，西北局于9月16日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形成北上会合决定并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段前进。但会后反复无常的张国焘立即变卦，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要转头西渡黄河。在此紧急关头，张浩三天内四次致电张国焘，努力制止他的动摇，并一再表明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应该一概不谈，应该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强调不能使胡宗南实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并告之“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讨一切”“育英俟国焘到达界石铺即动身来前方。”经过不懈的努力，伴随着中共中央领导的军事斗争节节胜利，对全党的号召力进一步增强，加上张浩的苦心争取与劝导，以及红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最终被迫停止西渡，转向北进。9月26日，张国焘一天内向中央连发了四封电报，语气明显松动，声称“我们决定四方面军即应行动……，现已按此调动，不便再更改”“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提议请洛甫（张闻天）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这是张国焘第一次表示放弃同中共中央保持“横的协商关系”，而是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
为了争取尽快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红15军团骑兵团连续奔袭二十多个小时，行程三百多华里，抢在胡宗南之前夺占了会宁县城，为红军主力会师创造了条件。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4军、红31军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北部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第2师会师。无论是努力说服教育张国焘以克服分裂，还是促成红四方面军北上，最终实现三大主力的会师，张浩作出的卓越贡献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正如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吴亮平所言：“张浩回国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帮助中央做了团结四方面军的工作，促成了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
◆张浩(中)和徐海东(右)、郭述申(左)在一起。
主力红军会师后，为了进一步实现团结统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决定请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前往红四方面军做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能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张浩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张浩肩负“完成统一团结”的任务，日夜兼程来到红四方面军会见张国焘，带来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许多消息，之后深入红四方面军做广大指战员的思想工作。由于张国焘长期欺骗宣传，红四方面军一部分指战员对中央缺乏客观的了解，有的干部甚至心存疑虑，张浩主动找干部谈心谈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利用一切机会介绍国内外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宣传加强团结的意义，讲解中央的决策，对消除隔阂误会、增进红军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11月30日，张国焘到达中央所在地保安，受到热烈欢迎。12月初，张浩返回保安，及时找张国焘谈话，劝他不要争辩以往是非，而是要坚持“目前最重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张国焘自己也坦陈张浩“仍是和从前那样热情朴实”。
四、善后
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和红5军共计2.1万余人，奉命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河西走廊，以在战略上策应河东红军。但由于孤军作战，又无根据地依托，缺少补给，连续作战，损失惨重，至1937年初高台战役后已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西路军在艰苦环境条件下，付出了巨大牺牲，与敌殊死搏斗，近5个月歼敌2.5万余人，牵制了甘、青、宁三省的大量国民党军队，有力地策应了陕西红军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积极组织救援，迅即决定以未渡河的红四方面军的4军、31军为基础，加上28军、32军、1个骑兵团组成了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这是充分考虑到在党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中，张浩斗争既坚决，又有政策水平，有利于做好原红四方面军的团结教育工作。援西军星夜兼程西进救援，全力进行收救西路军失散人员的工作。
在开展对西路军的收救、整编、甄别工作的同时，张浩还主持了援西军的整训工作，中心任务就是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以便更好地团结红四方面军。这既是一场严肃的党内斗争，又是一次政策性很强的思想教育工作，既要彻底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又不能扩大化。193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深入揭发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其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封建军阀意识在党内的反应。鉴于张国焘于4月6日写了《我的错误》，承认“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表示“以后绝对忠实于中央的路线”，中央决定再给他一次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机会，对他的问题在组织上不作结论，并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职务，直至1938年4月，张国焘公开叛党，中央才开除他的党籍。
在中央下达《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后，张浩立即向包括原四方面军在内的援西军队伍传达贯彻，清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由于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多年一直推行愚兵政策和高压政策，许多指战员、战士是被蒙蔽或打压的，因而张浩在整训中首先引导学习党的组织原则、建军原则，明确党指挥枪，深刻批评张国焘挟兵自重、妄图以枪指挥党、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以帮助他们同张国焘的错误划清界限。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为张浩（林育英）抬棺送行。
张浩具备丰富的斗争经验，在领导援西军开展同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十分注重政策策略。他一方面引导干部战士坚决揭露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又反复向干部战士讲解党的政策，把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严格区别开来，把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与不明真相跟着犯了错误的干部严格区别开来。他反复说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过去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责任，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决不能因为张国焘犯错误就抹杀红四方面军的功绩。”“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怪四方面军的一般干部，我们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拧成一股绳。”张浩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赢得了广大干部战士的信任与爱戴，也使得有些受张国焘蒙骗、一时转变不过来的干部提高了觉悟。正是由于张浩、刘伯承等援西军的领导同志很好地把握贯彻中共中央的政策，开展了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所以在3个月的整训中，没有出现大的波澜和反复，还大大提高了援西军对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的认识，划清了思想界限，进而更加自觉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其中正是以援西军为主组建起了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张浩任政委。
在张浩的革命生涯中，他两次入狱，三次受伤，在艰苦卓绝的环境条件下始终坚持英勇斗争，勤勉工作，积劳成疾，1942年3月病逝于延安，享年45岁。毛泽东亲自为他抬棺，充分彰显了对张浩的肯定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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